恤刑是慎刑思想中的重要部分。恤刑側(cè)重表達刑罰的人道性，即對于涉罪的老幼婦孕殘等特殊群體，在審理中輕緩對待，在懲罰時予以減免。矜老恤幼是我國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西周時期，就有年幼兒童和老人違法犯罪可以減免刑罰的記載。秦漢時期的法律中同樣貫徹了老幼廢疾恤刑原則，秦律規(guī)定未成年人犯罪可減免刑事責(zé)任，漢律規(guī)定不滿八歲和八十歲以上者及孕婦、老師等，在犯罪羈押時，除特定罪行外，可以不戴刑具。

　　作為我國封建社會的輝煌時期，唐朝對老幼廢疾恤刑原則規(guī)定得更為規(guī)范，將年齡細分得更加明確：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以及廢疾者，如果所犯罪行屬流罪以下的可以收贖；九十歲以上、七歲以下者，即使犯有死罪也不予追究刑事責(zé)任。

　　對于孕婦犯罪，中國古代刑律也有特別規(guī)定。例如，《漢書》規(guī)定“孕婦等產(chǎn)后，始決死刑”，《唐律疏議》規(guī)定“婦人犯死罪，懷孕，當決者，聽產(chǎn)后一百日乃行刑”。這都體現(xiàn)了慎刑、恤刑的精神。

　　恤刑還包括存養(yǎng)留親制度。如果犯死罪者的父祖年齡在八十歲以上，或者患有重大疾病，家里又沒有其他成年男丁可依靠，即可申請留養(yǎng)，申報刑部備敘情狀，上請皇帝裁決，獲準后即可以寬免死刑。

　　恤刑中的這些制度，將儒家“尊尊親親之道”“恕及婦孺”“惡惡止其身”等倫理道德融入法律，為當時的司法實踐注入一股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

　　錄囚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冤案糾錯制度，也是死刑的重要救濟途徑和補救措施，集中體現(xiàn)了慎殺、慎刑的理念。錄囚制度，是指最高統(tǒng)治者和各級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對下級監(jiān)獄進行巡視，審錄囚徒、糾正冤案、平反昭雪的制度。西漢在吸取儒家慎刑思想的過程中形成了錄囚制度，由州郡太守定期巡視轄區(qū)內(nèi)監(jiān)獄，通常每年秋季進行，平反冤案，梳理滯獄。

　　到唐代錄囚已成常制，錄囚形式也多樣化，包括皇帝錄囚、太子錄囚、宰相錄囚、大理寺錄囚及各級官吏錄囚等。除了常規(guī)錄囚之外，災(zāi)疫之后往往也會實行錄囚，皇帝“親錄囚徒”也成為慣制，唐統(tǒng)治的上升及鼎盛時期，據(jù)統(tǒng)計太祖至玄宗時期錄囚達85次之多。錄囚被視為“善政”實行，凡被錄之囚多能獲得寬赦。

　　歷史上最為著名的錄囚事件當屬唐太宗“縱囚歸獄”。貞觀六年，大理寺卿向唐太宗上奏折，請求皇帝批準將監(jiān)獄收押的死刑囚犯提前執(zhí)行死刑。唐太宗了解得知，這些死囚由于牽掛家里的很多事情還沒有安頓好而整日啼哭不已，嚴重影響了監(jiān)獄里的秩序，因此大理寺建議皇帝提前行刑。唐太宗沉思良久，形成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讓這些死囚回鄉(xiāng)與家人團聚，待到來年秋收后再來接受死刑。

　　戶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戴胄得知皇帝的想法后驚得目瞪口呆，趕緊勸說道：這些人可都是罪大惡極的人，到時候他們不回來咱們怎么辦！您可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但唐太宗主意已定，還給全國監(jiān)獄下詔要求都照此辦理，“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全國監(jiān)獄都放出在押的死囚，讓他們第二年秋收后到長安等候最終發(fā)落。

　　這些死刑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時光的心理感受我們不得而知，但到了第二年九月，390名死刑犯沒有人帶領(lǐng)，也沒有人監(jiān)督，一個不少“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唐太宗被這些死囚的行為感動了，“嘉其誠信，悉原之”，當即宣布將死囚全部赦免，以表彰他們的誠信之舉。

　　誠信乃立人之本，既然死囚們重信守諾，告別舊我，朝廷也就有足夠的理由給予他們新生。這些死囚在沒有外界約束的前提下主動接受國家刑罰審判的行為本身，表明國家的法律與公民已經(jīng)建立一種誠信。而這歸因于唐太宗同情囚犯、信任囚犯讓其回家，所以囚犯在判處死刑后，大都覺得自己罪無可赦，應(yīng)該認罪伏法，在心理上和行動上不再對抗法律。一百多年后，白居易有感于此，寫下“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的《七德舞》來稱頌唐太宗的縱囚事跡。

　　錄囚制度針對各類案件實行監(jiān)督，死刑案件更是備受重視，這對于保障死刑案件的公正審判，保障不錯殺無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文章節(jié)選自官蕊主編的《法治中國的文化根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來源：法治日報、智慧普法平臺（中國普法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