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是一部凝聚了幾代立法者心血和汗水、承載著億萬國人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法典。法典第一條開宗明義確立立法目的，即“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可以說，從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到法律原則再到具體條文，民法典浸潤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承載著引導規范人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使命。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民法精神高度契合

       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強調，力爭經過5年到10年時間，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民法典作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民事權利的宣言書和保障書，與上述規劃中明確的“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等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這一任務最為緊密。民法所彰顯的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誠信、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凝聚的價值觀念高度契合，是最能反映國人對核心價值認知的“最大公約數”。

       民法典遵循科學立法的原則，以立法目的為指引，以原則與規則相結合的方式，將與民法精神、理念相一致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融入法典之中。民法典第九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這就是“文明”“和諧”價值觀入法的體現，是綠色原則在總則編的具體呈現。其后，物權、合同、侵權各編中，又分別設計了相應的規則，如第286條關于業主行為的要求（“應當符合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要求”），第326條關于用益物權人的義務性規定（“應當遵守法律有關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規定”），第619條關于出賣人義務的規定（“應當采取足以保護標的物且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包裝方式”）等。應當說，回應工業文明帶來的生態破壞、環境危機、資源緊張，適應可持續發展要求，通過一般規定加具體規則的方式，民法典將綠色發展、環境保護納入制度體系。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法鐫刻時代烙印、體現中國特色

       民主立法既有助于立法科學化的實現，也有利于讓形成的制度規范被認可、被信仰、被遵守。民主立法強調法的邏輯起點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其所要求的重點在于民法典作為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反映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應當充分傾聽民意、凝聚民智。作為社會層面價值取向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與公民個人價值準則的“誠信”“友善”等價值取向，均較充分地體現在民法典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法不是反映哪些人或哪類人的主觀意愿，而是要讓民法典的精神、原則和制度規范打上時代烙印、體現中國特色。民法典第184條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具體規則制度層面最生動的體現。該條明確，“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充分回應了國人對一段時期以來“好人難當”“英雄流血又流淚”等不良社會現象的關切，是弘揚助人為樂、匡扶正義、見義勇為等核心價值的重要制度設計。民法典第185條加強對英雄烈士人格權益保護，有效回應了解構歷史、虛化事實、污名化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等行為，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明確“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該法條對于英雄烈士人格權益的保護，維護的是以民族記憶、民族精神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共同凝聚的社會公共利益。

       民法典有8個條文涉及對公序良俗的規范，既體現了法律對秩序的維護，更是國人的價值共識。“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在上述一般性原則和效力規定基礎上，民法典分編回應社會現實，作出了一些具體性規定。如民法典既賦予民事主體在姓名權上的充分自由，同時又以公序良俗加以必要限制，體現出民法溫情下不乏必要的嚴厲。

       民法典這樣的制度設計還有很多，例如增加“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規定，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婚姻家庭中的引領導向作用。增加協議離婚冷靜期制度，有助于激發對婚姻家庭的責任心，引導形成良好的婚姻家庭觀。另外還有取消公證遺囑、增加被繼承人寬宥制度、擴大法定繼承人范圍等，都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序入法的立法追求。

       法律體現鮮明的價值導向，直接影響人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知認同和自覺踐行。民法典立足中國國情，明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生動實踐。隨著法典的實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與民法精神更好同頻共振，共同筑起人民權利的大廈，保障我們每一個人自由和有尊嚴地生活。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法學部副主任、教授〕